我到麻醉科报到那天,护理部发的排班表上,我的名字后面写着“跟班”两个字。
带我的老师叫陈斌斌,科里的人都叫他斌哥。他三十多岁,个子不高,说话声音不大,但走路的步子很快,白大褂口袋里永远鼓鼓囊囊——左边装着记号笔和一卷胶带,右边是一本边角已经磨白了的笔记本。第一次见面,他刚从一台手术上下来,口罩还没摘,只露出一双有些疲惫的眼睛。他看了我一眼,问:“从学校出来的?”
我说是,今年刚毕业。
他点点头,把口罩摘下来折好扔进垃圾桶:“学校里学的是对的。但到了这里,重新学一遍。”
就这样,我开始了每天“跟班”的日子。他走到哪我跟到哪,他做什么我站在旁边看。他偶尔会让我递个东西、写一行记录,但更多时候,我只是站在他身后,像一条影子,安静地看着他做那些看似重复、看似枯燥的事情。
一开始我心里是有些失落的。在学校里,实训考试我次次都拿高分,静脉穿刺、吸痰护理、无菌操作,每一样我都练了不知道多少遍。我以为到了医院,终于可以穿上这身护士服大干一场。结果每天做得最多的,不是打针,不是配药,而是看他核对药品——一遍又一遍,像一个永远不会出错的程序。
麻醉科的麻精药品管理有多严,我在学校只在书本上读到过。那些规定印在教材上,只是一行行干巴巴的文字:“专人负责、专柜加锁、专用账册、专册登记、处方专管”。当时背诵这些条款的时候,我只觉得它们拗口又枯燥,考试的时候默写出来就行,谁也不去想它们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真正站在药品柜前面,看着斌哥打开那扇贴着封条的柜门,我才理解了那些条款的重量。
麻醉科的药品柜是铁质的,漆面已经有些斑驳,柜门上不锈钢把手被磨得发亮。柜门上贴着一张封条,上面有日期和签名。斌哥每次开柜之前都会先检查封条是否完好,确认没有人动过,然后才撕开封条,掏出钥匙打开柜门。柜子里还有一个小铁盒,里面装的是管制级别最高的那一批药品——那个铁盒也需要用另一把钥匙单独打开。
他取出一支安瓿,举到眼前,念出药品名称、剂量和批号。他的声音不大,但很稳,像是在宣读什么需要严肃对待的东西。然后他把安瓿递到我面前,让我也看一遍,也念一遍。
“芬太尼,0.1毫克,批号没问题。”我说。
他点点头,在登记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日期、药品名称、数量、批号,最后签名。他的签名很工整,不像有些医生那样龙飞凤舞,而是端端正正,一笔一画都落在实处。签完之后,他把笔递给我。
第一次接过那支笔的时候,我愣了一下。
“我也要签?”我问。
“对,你也要签。”
“可我只是跟班,还没有独立资格。”
他把笔塞到我手里,语气不重但很确定:“正是因为你还在学,所以才要签。麻精药品的登记必须双人核对、双人签名,这是硬性规定。你现在签了名,就意味着你和我一起核对了这支药,你对它负了责。”
我俯下身,在登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,手莫名有些发抖。不是因为紧张,而是因为那个签名突然间把我拉进了一个新的身份里。这不再是学校的实训室了,那些安瓿不会像实训室里那样用完就复位,它们会被推进某个病人的血管里,产生真实的效果,改变真实的生命状态。而你的名字在上面,意味着你确认它是对的,你为它负过责任。
这个认知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。
后来我渐渐发现,斌哥让我签名的,远不止药品核对这一件事。
用过的空安瓿,他让我和他一起清点。每一台手术结束后,他会把术中消耗的所有麻精药品的空安瓿都收在一个托盘里,一支一支地数,跟麻醉记录单上的用量逐一核对。核对无误后,他带着我把这些空安瓿拿到处置室,两个人一起看着它们被敲碎、销毁。然后他在销毁记录上签名,把笔递给我,让我也签。
麻醉记录单上消耗的每一种药品、每一个剂量,他写好之后会让我逐行看一遍,确认和实际用量一致,然后他在旁边签字,把笔递给我。
有一次我刚下夜班,整个人困得几乎睁不开眼。他让我核对一份记录,我草草扫了一眼就说没问题。他没说什么,自己又看了一遍,然后指着其中一行数字让我重新看。
我凑近一看,发现一个数字写错了。不是大错,只是0.2写成了0.1,但如果是管制药品,这中间的差距就可能意味着一次严重的账物不符。
我脸一下子红了,赶紧改过来。
斌哥没有骂我。他等我改完,重新签了字,把记录单夹进病历里。交完班之后,他一边摘帽子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困了就说困了,咱们做慢一点。但不能马虎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,没有责备,也没有语重心长,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但就是这种“自然”,让我记到了现在。
从那以后,每次核对,我都会下意识地多看一遍。不是因为害怕犯错被批评,而是我突然意识到:那些看似烦琐的流程不是在为难我,它们是在保护我。它们是一道一道的栅栏,拦住的不仅仅是可能的差错,更是那个可能会偷懒、会走神的自己。
有一次,斌哥临时被麻醉医生叫去帮忙处理一个紧急插管。他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,说:“常规药品柜的清点你来做,核对完登记好,柜子锁上,钥匙放抽屉里。”
然后他快步走了,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我站在药品柜前,深吸一口气,打开了柜门。
一排一排的安瓿和西林瓶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,灯光照在玻璃瓶身上,反射出细碎的光。我拿出登记本,从第一排开始,一支一支地核对。
没有斌哥站在身后。没有他的眼睛盯着我。没有人知道我是不是跳过了哪一支,没有人会检查我是不是真的数了两遍。
那一刻,我的手掌心全是汗。
我不是不会做这件事。我跟在他身后看了那么多次,闭着眼睛都知道流程该怎么走。但当他不在的时候,我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东西——那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。在没有观众、没有监督、没有任何惩罚机制的情况下,你还会不会像有人在背后看着你一样,好好完成该完成的每一件事?
那天我核得很慢,比斌哥在的时候还慢。我把每一种药的名称、剂量、批号都念出声来,每念完一排就停下来,数一遍数量,记在登记本上,然后再数一遍确认,再签名。全部做完之后,我锁上柜门,又拉了两下把手,确认锁死了,才把钥匙放进抽屉里。
二十多分钟,做完了一件平时斌哥十分钟就能做完的事。
但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踏实感。不是因为做得快,而是因为做得认真。
晚上回到出租屋,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:“今天第一次独自清点药品柜。没人看着我,但我做得比有人盯着的时候还认真。这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。”
写完之后,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
我忽然想起大学毕业前,辅导员在最后一次班会上说的一段话。她说,你们马上要进医院了,书本上的知识够不够用我不知道,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记住:护理这个职业,和别的职业不一样。别的职业,你做错了可能亏钱。我们做错了,病人可能要命。所以不管你身边有没有人盯着你,你心里要有一双眼睛,一直睁着。
那双眼睛是什么呢?
在学校的时候,我觉得她说的就是“责任心”。但来麻醉科两个多月以后,我觉得那双眼睛不只是责任心。它还是斌哥每天雷打不动的核对流程,是他无论多忙多累都不会跳过任何一个签字环节的坚持,是他在每一个空安瓿被销毁时都要看着我签名的“不近人情”。
那双眼睛,也是在科室里潜移默化形成的一种习惯——一种在没有掌声、没有奖励,甚至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,依然选择如实记录、认真对待的习惯。
斌哥从来没跟我说过“廉洁”这个词。他不讲大道理,不跟我谈什么职业操守。甚至在科室组织学习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的那天,他也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,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。散会后我好奇地凑过去看了一眼,发现他写的是:今天讲的第三条,和咱们现行流程有出入的地方,改天找护士长对一下。
我有点愣住了。别人都在应付学习任务,他在想怎么把规定落到流程里。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廉洁不是一句口号,不是一个需要专门拿出来讨论的话题。它就长在他的日常里,长在他每一次打开药品柜时检查封条的动作里,长在他递给我的每一支笔里,长在他签下的每一个端端正正的名字里。
到麻醉科快三个月了,我仍然跟在斌哥身后,仍然没有独立管过一个病人。那些在学校里练得滚瓜烂熟的操作,大部分还没用上。但我学会了一些别的东西。
我学会了每次签名之前再多看一遍。学会了在交接班的时候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清楚,而不是含糊地说一句“没什么特殊的”。学会了在觉得困、觉得累、觉得不耐烦的时候,提醒自己慢下来,而不是糊弄过去。
有一天傍晚,科里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培训会,讲最新的麻精药品管理规定。散会后大家陆续走了,我和斌哥留下来整理椅子和投影仪。收电源线的时候,他忽然说了一句:“你学得挺好。”
我以为他说的是刚才培训的内容。
但他接着说:“我是说你这几个月。你签名的时候从来不代签,让你核的东西你每次都核两遍。听上去是小事,但能把小事坚持做下来的人,不多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手上还在卷那根电源线,没有看我。语气轻描淡写,像是在说今天食堂的菜有点咸。
但我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站了很久。
投影仪的散热风扇还在嗡嗡地转,夕阳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,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的暗金色条纹。我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。
从小到大,我期待过很多种夸奖。期待有人说我聪明,有人说我能干,有人说我技术好、学得快。但我从来没想到,第一次让我觉得被真正认可的东西,是“你不代签”和“你核两遍”。
这些太不起眼了。不起眼到在任何一个评价体系里都找不到对应的加分项。但斌哥看到了。而且他让我觉得,这些东西值得被看到。
现在,我每天仍然跟在斌哥身后,学各种药物、流程和仪器的使用。麻醉科的知识太深了,我每天都在发现自己不会的东西。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像一个拼命往杯子里倒水的人,杯子却永远装不满。
但我心里有一种奇异的踏实感。就算我还有很多东西不会,就算我距离独立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但我知道自己在往正确的方向走。而这比走得多快,要重要得多。
廉洁是什么呢?
在学校的时候,我听到这个词,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落马的官员、被通报的采购负责人、新闻里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。我觉得它离我很远,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但现在,这个词在我心里有了完全不同的轮廓。
它不是一件需要轰轰烈烈去证明的事。它不需要你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做出什么伟大的选择。它就是每一天、每一支药、每一次签名。它就是在一个没有人会表扬你的角落里,依然选择多做一次核对、多看一眼记录、多想一下“这样做对不对”。
它就是斌哥的笔、斌哥的锁、斌哥在登记本上一笔一画写下的那个端端正正的名字。
我需要跟在斌哥身后很长时间。但我想,这样也挺好。
因为有些东西,跟在一个人身后慢慢地看、慢慢地学,比任何书本、任何讲座、任何标语,都来得更深刻。